清前期文化政策的推行和文化建设工程的实施，对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，而销毁书籍和大兴文字狱，则延缓了社会的进步。因此，清前期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双方面的。

从积极的方面看，清前期文化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融合，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首先，科举制度的实施，尤其是举荐博学鸿儒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知识分子和清政府的矛盾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，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创造了条件。清初，许多知识分子对清政府抱有敌视态度，采取不合作政策，有的加入了抗清斗争的行列，有的遁入山林。随着清政府民族压迫政策的缓解，国内统一战争的结束，清政府需要大批人才管理国家，振兴文教，一些知识分子从自身的发展前途考虑，也需要为国家效力，做出贡献。这样，清初科举制度的实施，为知识分子和清政府合作提供了契机。康熙年间举荐博学鸿儒更是这样。当时许多反对过清政府的大学者经过举荐，走上了和清政府合作的道路。他们大多被授为翰林院官员，或参加《明史》的修撰，或负责有关的文化工作。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清政府各方面的工作建设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。问题还不止于此。清前期统治阶级在强调士为四民之首的同时，还特别强调全社会都要向士看齐。既然士已经转变了对清政府的态度，社会的其他阶层当然也应效法。这一切有利于清前期社会的有序发展。

其次，科学技术的发展，特别是火器的制造和使用，在平定叛乱和割据势力中起了重要作用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。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，以及清朝自身科学家的努力，清初的火器制造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。一种被称为连珠铳的火器，可以连续发射。另一种火器冲天炮，威力大，射程远。清政府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，以及对准噶尔蒙古分裂势力斗争中，火器的使用对战争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。此外，科学技术对清朝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，还表现在天文历法的进步，优良品种的培育及推广等方面，从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。

再次，皇家园林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建成后，清朝统治者在里面举行过许多活动，其中大多是文化活动的内容。比如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中举行大蒙古包宴，参加的有蒙古王公，回部伯克，哈萨克、布鲁特诸部首领。宴会中，要表演许多少数民族舞蹈，节奏紧张欢快。一些少数民族杂技表演内容更是丰富，有走绳、跳板、爬杆、吞刀、吐火、翻跟斗等。在圆明园中，从康熙年间开始，就有元宵节观灯放烟火的习俗，乾隆皇帝即位后对此有所发展，他常请新疆哈萨克、布鲁特、塔什罕回人首领在这里观看烟火。不仅如此，清朝统治者还在西苑西南门内山高水长楼，请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看烟火，表演各种舞蹈杂技。清政府举行的这些文化活动，对安抚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起了重要作用，客观上有利于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。

最后，清前期民族文化的交流，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。满族贵族常娶蒙古王公的女儿为后妃，也常把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。这样，就使得清前期满蒙上层联姻不断。满族贵族公主下嫁，把满族及中原内地文化带到了草原，而蒙古王公的女儿则把北方草原文化带到了宫廷和内地，满蒙两个民族进一步融合。对于这种现象，乾隆皇帝曾经写诗说：塞牧虽称远，姻盟向最亲。此外，由于人口迁移，一部分汉族人民来到蒙古地区，进一步促进了蒙汉两族的融合。

康熙皇帝在谈到举荐博学鸿儒的时候曾说：一代之兴，必有文运振起。他对文化促进社会发展的关系作了概括说明，而这也正是清前期文化促进社会发展的写照。

从消极的方面看，清前期的文化政策延缓了社会的进步。销毁书籍，大兴文字狱，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直接的破坏。文化专制主义造成学术自由受到限制，思想发展受到束缚，从而使社会文化发展失去了生机和活力。许多学者埋头于繁琐的考据，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那些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有关学科，造成了科学技术的落后。文化专制主义还造成了对外国传教士的排斥，进而发展为闭关锁国政策，中断了中西文化交流，阻碍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道路，拉大了和西方国家发展的差距。

注释

[1] 李兆洛：《皇朝藩部要略》序。

[2] 《清史稿》卷五十四，《地理志一》。

[3] 《清朝通典》卷一，《食货》。

[4]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三○九，乾隆十三年二月庚辰。

[5] 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二四九，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丁巳。

[6] 《圣谕广训直解》，《目录》。

[7] 萧奭：《永宪录》卷一。

[8] 《清史稿》卷一七六，《军机大臣年表一》。

[9] 参见黄爱平：《四库全书纂修研究》第3章，北京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89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