岁月如刀，它能够一层层剐去作伪者脸上的油彩，戳穿其精心编造的谎言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。

对于康有为为人奸诈的性格，前辈人早有过多次揭露。乔大壮（1892－1948，四川华阳人）是鲁迅欣赏的书法家，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办公室内，他曾与鲁迅对桌办公达4年之久。生前，他讲过这样一件奇闻：

郑文焯（1856－1918，辽宁铁岭人），“清季词学四大家”之一。1918年在苏州逝世。康有为得知郑家珍藏着许多宋版书，十分眼热。一天，他乘郑公子不在家之机，打着悼念老友的旗号，到郑家吊孝。一番哭鼻子抹泪以后，他才对郑文焯遗孀说：“文焯先生生前答应要送给几部书，现在他走了，我今天特地来取，好拿回去做终生纪念。”看到大名士康有为这么重情讲义，郑太太没有多想，就打开书橱，让他自取。康有为一点也不客气，连忙挑了几部，便匆匆离去。不久，郑公子回来，闻讯后，连呼上当。他立即找到康有为，希望讨还珍贵的宋版书。但康有为却是个明白人，没等郑公子开口要书，就一把拉住他的手，一边失声痛哭，一边讲述自己与郑先生的友谊，还好吃好喝地款待郑公子，弄得郑公子根本不好意思启齿要书，最后，只得空手回家。康有为的表演功夫，可见一斑。

而在戊戌变法研究中，对康有为等人沽名钓誉、伪造历史的真面目的深入揭露，却是近些年的事。比如，姜鸣在《天公不语对枯棋》一书中考证，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前后，各地举人（即公车）上书31件，签名者多达1555人次；京官领衔上书7件，签名公车135人次；梁启超领衔上书不过一件，签名公车80人。而且，前面38件上书均送达御前，惟独梁启超的上书没有送达，其原因是，康记“公车上书”压根就没有递交都察院。两个月后，康有为的《公车上书记》却大张旗鼓地在上海自行出版，并未送达的康记“公车上书”俨然成为康党推动维新变法的一大功勋。后来，康有为还在《汗漫舫诗集》中煞有其事地宣称：“东事战败，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，次日美使田贝索稿，为人传抄，刻遍天下，题曰《公车上书记》。”姜鸣不禁惊叹道：“‘公车上书’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。”“奇怪的是，证明康有为在‘公车上书’事件的记载中弄虚作假，自相矛盾的材料比比皆是，但几乎所有的教科书、通史类著作、辞书，以及绝大多数研究专著论文，却都陈陈相因，重复着错误的说法，并加以大量定性的评论。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将‘公车上书’看成是近代知识分子觉醒的嚆失，倾注了大量的感情。可惜他们没有去细读历史史料。”⑴

再比如，康有为以学生兼女婿麦孟华、女儿康同薇名义编辑的《戊戌奏稿》，于1911年6月（宣统辛亥年五月)由上海广智书局初版。在《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》中，以麦孟华的口吻煞有其事地申明：“戊戌数月间，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，一代变法之大略在焉，亦有代作者。戊戌抄没，多所散佚，即篇目亦不能忆。内子同薇文涧，先生女也，累年搜集抄存，得二十篇，迟迟久待，终无由搜全，惧久而弥失，先印之以应天下之望，余俟搜得，陆续补印。”该书辑录奏疏17篇、进呈编书序5篇、补录3篇，列存目13篇。《戊戌奏稿》出版后，历来是研究康有为的重要史料，也是许多专家将康有为塑造为戊戌变法领袖或著名改革家的奠基石。但是，经过孔祥吉、黄健彰等人的考证，才真相大白：康有为收录于《戊戌奏稿》的“大作”，是后来经过多处增删篡改的伪作。

台湾学者黄彰健考证后认为：“《戊戌奏稿》所载奏折20篇及进呈书序5篇，其中仅《进呈俄彼得变政记序》及《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》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《南海先生七上书记》，系戊戌政变前公开印行，真实可信，其余23篇都是假的。”⑵

孔祥吉进一步指出，康有为非但对奏疏进行改易，而且对其在变法时的进呈编书的序言，也进行了一系列改删。这种情况，在《进呈波兰分灭记序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。

《波兰分灭记》是戊戌变法后期，康有为为了促使光绪早日开设制度局，全面推行新政而进呈的一部重要著作。故宫博物院藏有进呈原本，凡七卷，分订三册。在这部著作中，康有为笔带感情，深入分析了波兰国王与民隔绝，拒不变法，结果被俄国“**而蚕食之”的惨痛教训，并以此为鉴戒，希望光绪帝鼓起变法到底的勇气。康有为大声疾呼：如不开设制度局，百废庶政，一切更始，“我真为波兰矣。”时隔多年，他在《自编年谱》说回忆道：“当万寿后，进《波兰分灭记》，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，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，国王被俄人控制之害，守旧党遏抑之深，后国王愤悔变法，俄使列兵禁制，不许变法，卒以割亡，哀痛言之。上览之，为之唏嘘感动。”⑶

据孔祥吉考证，《戊戌奏稿》所辑《进呈波兰分灭记序》与进呈本序言相比，简直改得面目全非，一塌糊涂，除去题目相同外，正文几乎全为康有为重写。比如，《波兰分灭记》戊戌进呈原本写作：

我辽东之旧地，实藉俄力，而以铁路输之，今岁则以旅大与之，动辄阻挠，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。今吾贵族大臣，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。夫及今为之，犹或可望，稍迟数年，东北俄路既成，长驱南下，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，……而不许者矣。

在《戊戌奏稿》中，却被改为：

与其分灭于外，惨为亡国之戮囚，孰若付权于民，犹得守府而安荣。乃逡巡迟疑，徘徊不决，至于国势濒危，大势尽去，乃始开国会而听之民献……终无救于亡矣。

进呈本强调“开制度局以变法”，而《戊戌奏稿》则主张“付权于民”、“开国会而听之民献”，改纂之迹十分明显。⑷

对于康有为真面目做了无情而生动的揭露，当数有“中国第一记者”之称的张建伟。有人根据他的代表作《温故戊戌年》，概括出了“康有为十大骗绩”：

第一件：涉嫌“剽窃”张之洞门生廖平两篇文章《知圣篇》和《辟刘篇》，也就是说作为康记维新的理论著作、当年极大地震动中国朝野的《孔子改制考》和《新学伪经考》，竟然都是抄袭之作，根本原因是，在北京四处碰壁的康有为急于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地位，而不惜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。

第二件：公车上书，也是一骗。当时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，准备上书，但终究没上，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已经被录为进士；如果带头上书，他的进士“功名”可能被取缔，煮熟的鸭子就会飞跑。

第三件：为了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泄私愤、报私仇，康有为制造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硬把广东老乡许应騤(？—1903，字筠庵，番禺人。道光三十年进士。鲁迅夫人许广平的祖叔父)当作变法反对派，唆使王照上书弹劾，最终酿成了影响很大的礼部六堂官被罢免事件。

第四件：假传圣旨，说光绪帝允许他直接晋见，还说皇上授予他“专奏权”：“何必代奏？后此康有为有折，可令其直递来。”上书可以不通过都察院传递。事实上，变法后他所有上书，要么是通过都察院递交的，要么是代宋伯鲁、徐致靖等人拟稿，而后以别人名义上报的。要是他真有“专奏权”，何必脱裤子放屁？

第五件：炮制“伪诏”，诱劝袁世凯发兵包围颐和园，进行军事政变。光绪帝给杨锐的诏书中只说要缓和与慈禧太后的矛盾，康记伪诏却变成了“围园锢后杀（荣）禄”。

第六件：错信袁世凯，康党中人都说袁世凯不可信，但康有为固执己见，强逼毕永年充当“敢死队长”，强逼谭嗣同夜访袁世凯，结果阴谋败露。戊戌事变发生后，袁世凯的告密，使维新派受到了更加残酷的镇压，使戊戌变法的成果几乎全被废除，也使历史发展步伐出现了严重倒退。

第七件：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，并倡议中国与日本、英国等国“合邦”，其实就是卖国求荣，甘做汉奸。

第八件：为了掩盖“锢后杀禄”阴谋，逃到日本后软禁知情人王照。

第九件：曾写信给日本“大同学校”的康党，叫他们“不得招待孙逸仙”，因为怕孙中山革命党的“恶名”影响他成为真正的帝师。

第十件：以假诏作虎皮，在日本和加拿大骗取钱财，供自己挥霍。

《温故戊戌年》发表后，好评如潮，1997年，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（报告文学）。应该说，“康有为十大骗绩”在言辞上虽有激愤之嫌，所曝光的事实却不是空穴来风，至少，我们可以因此受到启发，破除禁区，打破神话，在研究戊戌变法暨康有为“丰功伟绩”时，要学会擦亮眼睛，做多维度的思考。

日前，我在深入研究戊戌变法时，意外地发现了康有为公然作伪的又一新证，现予以披露，希望得到各位方家的批评指正。